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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賽德克·巴萊》在台灣成功是因為台灣電影界的默契
專訪台灣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陳儒修
《賽德克·巴萊》終於在大陸影院公開上映，這部去年在台灣取得高票房的史詩大片在大陸似乎遇冷。儘管媒體給予很大熱情，但普通觀眾仍然寧願選擇《復仇者聯盟》那樣的好萊塢大片，而不是《賽德克·巴萊》這樣的台灣大片。
“這一點都不奇怪，'賽德克'在台灣大賣，很大程度上是沾了檔期的光，而且台灣電影界也不允許它失敗。”台灣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陳儒修對早報記者說。
台灣電影界的默契
東方早報：《賽德克·巴萊》在大陸上檔以來電影票房不是太理想，這跟它在台灣的表現反差很大，你怎麼看？
東方早報：《賽德克·巴萊》在大陸上檔以來電影票房不是太理想，這跟它在台灣的表現反差很大，你怎麼看？
陳儒修：我覺得不是很意外，這與兩岸關係和歷史問題沒有關係。 《賽德克·巴萊》在大陸上映的時候，正好遇到幾部好萊塢大片的夾擊，這就很難在票房上有所突破。就算在台灣也是這樣。我們回到2008年的《海島七號》，它當時上映的時候，正好是《蝙蝠俠前傳2：黑闇騎士》快要下檔的時候，後面也沒有強勢的好萊塢大片，這部片子很幸運地避開了好萊塢大片，這是它獲得很好票房的重要原因。否則讓它跟好萊塢硬碰硬，真的很難說能有好票房。同樣回到2011年《賽德克·巴萊》，當時台灣電影界有個默契，就是大家主動避開這部電影，給這部片子最好的放映檔期。這是有客觀環境配合這部片子的上檔。所以從商業角度講，這部片子（在大陸）沒有取得好的檔期，沒有很好票房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魏德聖說他拍了《海島七號》後，就用賺的錢拍《賽德克·巴萊》，這其實有些“事後諸葛”，因為當時誰都不知道《海島七號》會成功。大家有一個共識，這部電影不能失敗，否則台灣電影工業會垮掉。 《海島七號》成功的2008年，台灣國語片票房佔電影市場的12%，之前不到2%；2009年，台灣沒有國語大片，結果國語片佔台灣電影市場跌至7%；2010年因為《艋舺》，國語電影超過了10%，當時大家有期待，台灣電影的春天來了。因為有這個期待，大家都覺得《賽德克·巴萊》不能倒。大家有默契，接受它的小缺點，容忍它的長度。
這部片子定位為台灣電影、史詩電影、動作電影、台灣特定電影，這都有很多討論，對於很多只是為了娛樂的觀眾，他們不理解也不去看是很正常的。台灣很多人、尤其是女性觀眾，也真的不想去看，因為裡面有很多殺戮情節。這跟魏德聖前一部電影《海角七號》不一樣，後者是一部合家歡電影。
這部電影在台灣上映以後，在學術界有哪些討論呢？
陳儒修：我們有很多討論。在這一兩年中，在相關的電影研討會上，可能會陸續有關於這部電影的討論。討論中，首先集中在史實方面，在歷史中，莫那·魯道很早就死掉了，但魏德聖為了讓他有戲，讓他撐滿電影，做了許多改變和調整。從這個部分看，這不是真正的史實電影。但電影製作方的辯解是，這只是電影。
這部電影畢竟涉及歷史和政治，有沒有爭論，把這部電影扯到島內的政治生態討論中？
陳儒修：倒是沒有藍綠這樣的政治生態議題討論。大家主要回到歷史史實少數民族與日本人抗爭的過程。倒是有些朋友不忍心、不願意看到少數民族小孩去殺人的場景。但從少數民族文化看，電影裡的小孩也說，“我們不能做現實生活的朋友，我們去做彩虹橋的朋友。”從我們漢人看，不能理解這種對生命的想法。
另外，我們會擺脫歷史考證，看這部電影是否能被定為史詩。因為台灣過去30年都沒有這種電影，看他如何兼顧娛樂性和敘述結構，有一定對歷史的思考。很多朋友認為，他控制得不太好，到了下集的時候電影松掉了。尤其到了最後，死掉的人匯集在彩虹橋，很多人都笑了。而且我看得也很累，到了下集不知道他想說什麼。就電影技術層面看，我們會指出這些問題。
陳儒修：我們有很多討論。在這一兩年中，在相關的電影研討會上，可能會陸續有關於這部電影的討論。討論中，首先集中在史實方面，在歷史中，莫那·魯道很早就死掉了，但魏德聖為了讓他有戲，讓他撐滿電影，做了許多改變和調整。從這個部分看，這不是真正的史實電影。但電影製作方的辯解是，這只是電影。
這部電影畢竟涉及歷史和政治，有沒有爭論，把這部電影扯到島內的政治生態討論中？
陳儒修：倒是沒有藍綠這樣的政治生態議題討論。大家主要回到歷史史實少數民族與日本人抗爭的過程。倒是有些朋友不忍心、不願意看到少數民族小孩去殺人的場景。但從少數民族文化看，電影裡的小孩也說，“我們不能做現實生活的朋友，我們去做彩虹橋的朋友。”從我們漢人看，不能理解這種對生命的想法。
另外，我們會擺脫歷史考證，看這部電影是否能被定為史詩。因為台灣過去30年都沒有這種電影，看他如何兼顧娛樂性和敘述結構，有一定對歷史的思考。很多朋友認為，他控制得不太好，到了下集的時候電影松掉了。尤其到了最後，死掉的人匯集在彩虹橋，很多人都笑了。而且我看得也很累，到了下集不知道他想說什麼。就電影技術層面看，我們會指出這些問題。
魏德聖缺乏觀點
這是一部歷史片，有沒有關於歷史觀的討論？
陳儒修：這種討論比較少。魏德聖也說，他會尊重歷史。我們也看到他在電影裡沒有偏袒日本人或者少數民族，兩邊都有好人，兩邊都有壞人，兩邊都有不對的地方。這也是他被攻擊的地方，從台灣人的觀點還是認定日本人進行了屠殺。他的歷史觀沒有刻意去偏袒哪一方，這是他的好處，也是他的缺點。缺點就是，他沒有觀點。因為霧社事件在台灣是有定論的，就是日本人的屠殺。
現在的台灣，無論藍綠都向前看，不太向後看。抗日對台灣的意義並不大，所以魏德聖把這部定位為史詩電影，就是架空於台灣過去百年曆史和現實議題，無法討論台灣與日本的關係。台灣的哈日現像也是很嚴重的。在台灣，歷史是缺失、失憶的，現在年輕人也不太關心，他們關心的是高中時的懷舊曆史，所以《那些年，我們一起追的女孩》會大賣。
大家對這部電影的期待是想把它與侯孝賢的《悲情城市》比較，因為這兩部電影都觸及了台灣近代史上的兩個傷疤，“二二八”（台灣於1947年2月底發生的大規模民眾反抗政府事件，以及其後3月至5月間國民政府派遣軍隊鎮壓屠殺台灣人民）和霧社事件，結果大家感覺很難比較。這是題材原因還是導演原因？
陳儒修：兩者都有。侯孝賢的視野更加廣一點，他從林家四兄弟故事反映台灣的歷史悲情，從小看到每個人不同的生命體驗、每個台灣人不同的感受。所以受到的震撼很強烈。而霧社事件涉及少數民族，它的歷史已經被定位了，不像“二二八”還那麼曖昧。 “二二八”至今還會被用來作為藍綠、本土與外省、民進黨與國民黨等關係的議題討論。到了《賽德克·巴萊》已經定案了，魏德聖也不會提出一個新的歷史觀。而且《悲情城市》拍攝於1989年，台灣才“解嚴”兩年，所以這部電影在當時還是大膽和触碰了禁忌的，而《賽德克·巴萊》只好被定位為史詩和動作大片。
這是一部歷史片，有沒有關於歷史觀的討論？
陳儒修：這種討論比較少。魏德聖也說，他會尊重歷史。我們也看到他在電影裡沒有偏袒日本人或者少數民族，兩邊都有好人，兩邊都有壞人，兩邊都有不對的地方。這也是他被攻擊的地方，從台灣人的觀點還是認定日本人進行了屠殺。他的歷史觀沒有刻意去偏袒哪一方，這是他的好處，也是他的缺點。缺點就是，他沒有觀點。因為霧社事件在台灣是有定論的，就是日本人的屠殺。
現在的台灣，無論藍綠都向前看，不太向後看。抗日對台灣的意義並不大，所以魏德聖把這部定位為史詩電影，就是架空於台灣過去百年曆史和現實議題，無法討論台灣與日本的關係。台灣的哈日現像也是很嚴重的。在台灣，歷史是缺失、失憶的，現在年輕人也不太關心，他們關心的是高中時的懷舊曆史，所以《那些年，我們一起追的女孩》會大賣。
大家對這部電影的期待是想把它與侯孝賢的《悲情城市》比較，因為這兩部電影都觸及了台灣近代史上的兩個傷疤，“二二八”（台灣於1947年2月底發生的大規模民眾反抗政府事件，以及其後3月至5月間國民政府派遣軍隊鎮壓屠殺台灣人民）和霧社事件，結果大家感覺很難比較。這是題材原因還是導演原因？
陳儒修：兩者都有。侯孝賢的視野更加廣一點，他從林家四兄弟故事反映台灣的歷史悲情，從小看到每個人不同的生命體驗、每個台灣人不同的感受。所以受到的震撼很強烈。而霧社事件涉及少數民族，它的歷史已經被定位了，不像“二二八”還那麼曖昧。 “二二八”至今還會被用來作為藍綠、本土與外省、民進黨與國民黨等關係的議題討論。到了《賽德克·巴萊》已經定案了，魏德聖也不會提出一個新的歷史觀。而且《悲情城市》拍攝於1989年，台灣才“解嚴”兩年，所以這部電影在當時還是大膽和触碰了禁忌的，而《賽德克·巴萊》只好被定位為史詩和動作大片。
來源：搜狐文化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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